商场与战场、官场和情场的最本质区别在于，商战中展开竞争的标的并不都是唯一性的，企业家们有着无限宽广的创新空间，市场上也从不缺少商业机会，绝不需要斗到你死我活、你有我无的地步
　　
　　《乔家大院》，这部由不经商的人拍给不经商的人看的“经商片”，对于转变当下中国老百姓对商业和商人的歧见，帮助现在的企业家认识过去的中国商人，认识他们的社会责任和“商道”很有现实意义。
　　“高粱霸盘”引发消耗战
　　一场“高粱霸盘”将竞争对手逼上绝路，也将乔家所有“银子”都赌上了，掐断了别人的命脉，也砍断了自己的退路，以致在现金流断裂前得不到丝毫支援。“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兵战核心被“针尖对麦芒”的消耗战取代，这无疑是商业竞争的悲哀！
　　
　　被误读的“商战”
　　
　　《乔家大院》的故事，是从乔致广违背祖训在包头做“高粱霸盘”失利，使得乔家大业面临破产开始的。现代人总把商场比作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所以，将兵法引入商战，似乎成为了这些年来的一种时髦。然而，兵法的核心为“不战而屈人之兵”，却往往被忽略或误解，各种计谋的运用和演化反而成了主修课程。其实，即使当今社会的商业竞争再怎么激烈，商战与兵战毕竟还是有所不同，其关键在于，企业家的创新空间是无限的，你死我活未必就是商战结局的唯一选择。非要在某一个空间和时间范围内，与同行或同事进行你死我活的拼杀，不但不是商家的最高境界，甚至可以说是把自己“架在锅上烤”的下下之策。
　　现代人很难理解乔家的前辈为什么要立下不做“霸盘”的祖训，但有一点是可以推测的：既然山西人把经商看作是为天下人谋利的事（贩茶是为了茶农，贩丝是为了蚕农和织丝工，汇通天下是为了使广大商人货通天下），那么，如果在经营战略上要刻意把自己的“相与”逼上绝路，肯定是有违商道的。因此，乔致广有违祖训的意气用事和一意孤行，其结果直接导致乔家几代人创下的大业毁于一旦。
　　据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最后打不下去了，除了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复杂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前线作战的双方士兵开始懂得这样一个道理：给对方生路，就是给自己活路，于是纷纷开始消极作战。而这种消极作战的结果，导致战争进入了“消耗战”，这对战争的双方来说都是无法长期支撑下去的。
　　兵战尚且如此，商战又何以非要致人于死地呢？
　　
　　“上气不接下气”的危局
　　
　　世事如棋局局新。在商场上苦苦挣扎着的商人们，对自己的未来永远有一种美好的预期。为了这个预期，他们不惜投入自己的全部资源，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那么，他们走到哪一步是死棋？答案其实很简单：走到没有现金流的时候，就死定了。
　　乔致广做“高粱霸盘”为什么使乔家面临崩溃的边缘？而乔致庸做的还是这个“高粱霸盘”，为什么却能起死回生？原因就在于前者把银子都变成了高粱，后者最后却把高粱变成了银子。
　　在市场条件下，资产的变现能力是资产质量的重要标志。现金是生存之“气”，这个气既可理解为围棋中的“气眼”，也可理解为人的呼吸之“气”。在理想的企业运行状态当中，资产是在流动中逐渐增值，不断地通过现金流动来换气，就像人要吸气、呼气一样。如果只吸气不呼气，或只呼气不吸气，都是要死人的。“上气不接下气”就是一种很危险的情况。
　　乔致广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如果说他做“高粱霸盘”只是战略失误，不一定立马致死，那把乔家的所有银子都“赌”上，最终走到无处告贷的绝境，则是生生把自己的现金流给彻底掐断，形同自杀。不但他的十七处生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甚至连生活开销都难以为继，最后只能靠典当家中珍藏度日，就连乔致庸去参加乡试的盘缠，也是大奶奶用自己陪嫁的玉石屏风典当而来。乔家的这场危机，突出表现就在于现金流的危机。这种危机无论对旧式商铺还是现代企业，都是相当危险的。
　　其实，任何商业实体的运作，都必然发生各种赊欠。如果大家开始怀疑你就要“玩完”的时候，别人欠你的，便更难以收回；你欠别人的，将遭到更加迫不急待的追讨；你所拥有的资产，包括有形的、无形的，都有可能被严重低估，这个时候要套现，其代价总是很高的。为什么呢？经济学理论对此作了明确解释：当需求大于供给的时候，价格上涨；当供给大于需求的时候，价格下跌，也就是所谓的“需求决定商品的价格”。当你越是需要现金的时候，手中拥有现金的人就会把现金的价格提得越高。卖家知道，此时此刻现金对你的意义（价值）比平时更大，因而断定你会愿意（或者只能）以比平时更高的价格获得它。例如，乔家的老宅子，按正常的市场价格至少值12万两银子，但在乔家最困难的时候，邱家勾结四叔（乔庆达）预谋要用8万两银子顶下这个宅子，而作为乔致庸老丈人的陆老东家也对女儿说：“那个老宅子能顶9万两银子就不错了”。这既说明，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人手里，在不同的条件下，往往体现为不同的价值；也说明作为通货，手中有现金在关键的时候是多么的重要，“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企业可以出现暂时性的亏损，但不能断了现金流。亏损还可能有希望扳回来，但如果断了现金流就危险了，即使有很多的资产，也可能即刻崩盘。就像一个人在水里游泳，只要一口气换不过来，就有可能憋死他。如果大家把尸体抬上来做个体检，会发现各个器官都很健康，只是差了那么一口气，好好的人就没了。所以，高明的商家，并不是从来没做过亏本的买卖，而是真正懂得“现金为王”的道理，且运用得法，左右逢源。
　　
　　何以借不来银子？
　　
　　乔致广做“高粱霸盘”引发的危机，表面看来似乎只是乔家在包头生意的局部问题，实际上却引发了乔家的全部生意和信用的整体危机。在崩盘即将发生之前，乔家不仅在祁县、平遥、太谷三县借不到银子，而且面临着一大批债主上门逼债，甚至股东也来讨股银这样的严重局面。
　　凭借祖上创下的基业和信誉，乔家拥有了遍布各地的十七处生意。为什么只差几十万两银子的周转，就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呢？尽管邱家是乔家的对头，不可能对其伸出援手，但水家、元家与乔家毕竟都是血缘关系的相与，也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却同样不肯借出银子，其中自有其深刻原因。
　　首先是因为，乔家做的“高粱霸盘”，不仅侵害了包头其他商人的利益，而且乔致广希望垄断高粱资源的野心和举动，更得罪了一批晋商，触犯了商家之大忌。在大清268年历史上，晋商之所以异军突起，除了他们能做到坦然从商，目光远大，讲究信誉，严于管理之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山西人在外做生意能“抱团”，有钱大家挣，彼此互相帮衬，这在当时乃至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一种非常可贵的商业精神。现代浙商当中也流传着类似的一句话，叫着：“花花轿，人抬人”，说的同样是这种互帮互助的乡缘关系。正所谓“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对于长年流落他乡的商家们来说，要想谋得在异地的发展，不受或少受“地头蛇”们的欺侮盘剥，互相抱成一团显得尤为重要。近现代的温州商人能在世界各地发展他们的事业，也无不得益于同乡之间抱团结伙做生意的经商理念。乔致广却冒天下之大不韪，要在一个有着抱团传统的商圈里面独霸生意，可想而知，其最终结果只能是落到众叛亲离的境地，含恨而死。
　　其次是因为，对包头“高粱霸盘”的争夺战，最后形成了乔家与邱家你死我活的相持局面，与双方都有关系的商家只好退避三舍，不愿意卷入其中。以往大家相互之间都有生意往来，一旦走到了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境地，其他商家无论选择站在哪一边，都有风险，谁都不愿卷入这种前景未卜的恩怨纠纷当中去。
第三是因为，乔家的相与都知道，“高粱霸盘”的争夺前景不明，后果难料，乔家又没有其他能赢利的项目来消除资金的风险，这个时候如果借钱给乔家，很可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任何贷款都是为了利息，如果连本都捞不回来，谁还敢把钱借给别人呢？所以，乔家到处都借不来钱，也在情理之中。如果商家的手上没有一个好项目，甚至没有一个动听的商业故事，即使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风险投资者，也不敢贸然行事。
　　当然，乔家后来还是借到了钱，生意起死回生，家族转危为安。但那是陆玉函的功劳，更是乔致庸放弃了与自己海誓山盟的恋人江雪英，付出情感的沉重代价而进行的另一场交易，已经超出了企业管理学的范畴。
　　
　　“缓兵+疑兵”的信用解套
　　
　　乔致庸接手乔家生意之际，局面已是危机四伏：乔致广停尸银库不敢出殡；一封封来自包头的快马急件催要银子；本家四叔乔庆达三番五次带人闹事要退银股……面对危局，乔致庸如何解套？
　　
　　“缓兵之计”稳定信用
　　
　　乔致庸一方面果断决定，把典当“玉屏风”得来的最后几千两银子全部用于乔致广的葬礼，既不能委屈从小养育和疼爱自己的大哥，又发布了乔家仍然很有实力的信息，还能以七七四十九天丧期为由，停止一切生意往来，用缓兵之计来赢得时间；另一方面，针对股东的退股风潮，乔致庸发布了一个假信息：乔家在东口还有一处深藏不露的生意，很快就会调回银子，并以此威胁闹事者：乔家的生意将会更加红火，如果现在退股，不但再也不能享受往日丰厚的分红，而且因为是中途退股，那就只能拿到本银，不会给付利息。这两招果然见效，立刻化解了即将崩盘的危急局面，用赢得的时间请来了救兵——陆老东家的50万两银子（其中30万两是石头），加上东口的20万两“石头”。有了这“70万两银子”，自然也就稳住了阵脚，暂时度过了一场可能陷乔家于万劫不复境地的危机。
　　由资金链太紧造成的企业危机，真正的威胁在于可能引发信用链的崩溃！只要还没有伤害到信用，企业就完全可以采取借新债还旧债或者赊账进货的办法，继续生产经营，以赚钱还债。所谓：“借新债还旧债，债债能还；拆东墙补西墙，墙墙不倒”，所描绘的正是当今不少企业的一种生态。因此，处理企业危机，最重要的是让债权人对企业保持信心，避免“雪崩现象”的发生。
　　在这一方面，乔家处理危机的方法的确值得借鉴：首先是注意保守秘密，这是第一位的。如果大家都知道你已经处在危机当中，都认为你快要不行了，众口烁金，正所谓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行也不行。其次，如果已经出现了不利于企业的传闻，就更要注重信息的发布。企业对此一般有三种选择：一是信誓旦旦拍胸脯，愣说形势一片大好（需要很好的心理素质）；二是顾左右而言他，把人们的视线转移到有利于企业度过危机的事情上去（需要有动听的故事）；三是坦诚说出困难，同时告知对策，给出解决危机的办法和出路。在这三者当中作何选择，是企业家的事情。因为处理危机的效果如何，不仅体现一个企业的成熟度，更要看企业家个人的胆魄和毅力。
　　在当代中国大陆的民营企业当中，“崩盘”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其原因往往都在于资金链绷得太紧的关口，某一个对企业不利的信息被突然披露，引来媒体核裂变式的信息扩散，从而迅速引发市场尤其是以银行为主的债权人的恐慌，仿佛只在一夜之间，企业就被无形的绳索牢牢捆住，甚至被肢解得四分五裂，毫无动弹之力，根本还无从搬请救兵，就已经陷入了灭顶之灾。当然，最终的结果从媒体表现来看是十分热闹，但没有人关心在这种热闹过后谁能成为赢家，甚至根本就不可能有赢家，所有的人都将血本无归。这就是中国百姓为看这种热闹而付出的代价——这个代价无论其大小如何，实际上都要由市场、由政府或者直接由普通百姓来买单。这些年来同样热热闹闹的悲剧反复上演，其中包含着某些还未被人们揭示的深层次悲剧成因，就像一场场的闹剧上演完毕之后，剧
　　场里的观众在最短时间里已经走得干干净净，没有谁会留下来认真想一想：下一个热闹是否还有得看？下一场悲剧是否还应该上演？
　　由此看来，我们能否成功应对企业危机，既是一个包括信息处理的微观问题，更是一个市场宏观环境是否成熟、是否拥有足够理性的问题。在企业遭遇危机之际，无论是悲剧着的热闹，还是热闹着的悲剧，一切的发生都很突然、很迅速。我们的民族历来嫉恶如仇，有非白即黑、非是即非、非善即恶的传统判断习俗，正所谓“不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相反，如果我们能够更加理性一些，如果我们能够给予一定的宽容，如果我们能给企业家们留有一些处理危机的时间和空间，那么，很多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当然，很多热闹我们也就看不到了。究竟是想看更多的热闹，还是想减少甚至避免悲剧事件的发生？这个问题看来真不像表面那么简单。
　　
　　“疑兵之计”霸盘脱困
　　
　　虽然暂时稳定了信用，但是乔家大业危在旦夕，根本的霸盘困局还未解决。在妻子陆玉函的帮助下，乔家获得了“山西第一抠”陆老东家的救命银子，从而暂时度过了危机。至此，乔致庸终于可以腾出精力和时间来解决包头的霸盘困局了。
　　为了尽快把包头的高粱变成银子，乔致庸一方面让刚过门的媳妇陆玉函通过陆家在京城的店铺放出烟雾，说朝廷要发兵攻打准噶尔部，要打仗就得买进高粱作军粮；另一方面又亲自带上20车银子和假冒银子的20车石头，赶往包头继续收高粱和马料，做出一付要发“战争财”的架式。经过一次接一次的反复施压，尽管达盛昌的东家邱天骏老谋深算，最终却还是中了一计，不仅把手头的银子都砸了进去，而且从各地又调了80万两银子，以高出市面的价格把乔家的高粱和马料全部吃进。结果乔家不仅因此而解套，而且还净赚20万两银子。
　　表面上看，乔致庸能力挽狂澜，扶乔家之大厦于将倾，固然有其应对得法之功，也离不开陆老东家的雪中送炭。然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乔家尚大势未去，核心竞争力还在，乔家还有乔致庸这么个后备掌门人。否则那陆老东家的钱可是随便指望得上的？他在乔家眼看要树倒猢狲散之际向乔家送人、送钱，相信“山西第一抠”此举绝非意气用事，而是在做风险投资，低位入市，探底建仓。着眼于乔致庸这支“潜力股”。如果乔家下一代都是些纨绔子弟，只会吃喝、泡妞、赌钱、抽大烟，那老抠岂会正眼瞅一下乔家？
　　聪明的商人，正是如陆大可那种具有前瞻性眼光的商人。他把自己的独生女儿嫁给家财将尽的乔致庸，全力以赴支持乔致庸接下“残酷”的高粱霸盘。赢得高粱霸盘一战的最终胜利者，与其说是乔致庸，不如说是陆大可。乔致庸远赴包头接盘，以“抠名远扬”的陆大可提供20万两银子，并先已算准这20万两还不够托底，又准备下了另外30万两银子随时当作后备队。陆玉函赴京散播“西北将有战事”的烟雾，更是出于陆大可的默许，这一切的一切，都在陆大可对此战前景和过程的精明算计当中。正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如果说乔致庸是在前方领兵作战的将军，陆大可就是坐镇后方指挥的元帅。
　　
　　商战的非战底线
　　
　　乔家复活了，而老对手达盛昌却还蒙在鼓里。乔致庸春风得意，意欲为兄报仇并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邱天骏老马失蹄，手下派出的蒙古杀手已然出动……商战是否有底线？
　　敢不敢放虎归山
　　乔致庸用瞒天过海之计把全部的高粱都换成了银子，而老成持重的邱天骏却反而被蒙在了鼓里，把所有的银子都变成了高粱和马料。乔家复字号不仅活了，还挣了个盆满钵满。在乔致庸决定遍请包头的商家到醉春风酒楼开庆功会的时候，大掌柜顾天顺是心领神会：“东家！我明白！好！好！过去是他们掐住我们的脖子，这会儿我们得了势，掐住他的脖子了！我们要趁此机会，让达盛昌死无葬身之地！”

在乔家凯歌高奏的当口，有两个人的头脑是清醒的。一个是当时还是伙计后来成了复字号大掌柜的马荀：“都是生意人，干嘛一定要这么你整我，我整你？俗话说和气生财，这样怎么能生财？不行，我还是辞号得了！”另一个是孙茂才：“我们是读书人，我们不进商界也就罢了，只要我们进了商界，就要做些大事，才对得起我们付出的代价！今日岂止是包头商界需要重建秩序，整个山西，整个中国，都需要有人出面重建秩序，再立诚信第一的商规。东家我希望在晋商之中，第一个做这件事的人是你！”孙茂才从做人的大格局上入手，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似乎是把乔致庸说服了。但是，乔致庸心里还是有点不踏实：如果不想要报仇，仅仅从经商的角度考虑，难道我们这次就应该轻易放过达盛昌吗？乔家的三个掌柜则一致认为：邱天骏是个老狐狸，他的手下更是心如蛇蝎，如果我们手软，给他们喘息之机，势必养虎为患，将来肯定后悔莫及！所以这次千万不能让他滑掉了。
　　是宜将剩勇追穷寇，还是让一步海阔天空呢？对于这样的选择，不论是战场，还是商场；不论是官场，还是情场，历来都是两难。难在哪里呢？难在对最终博弈结果的预期。如果让一步的最终结果真能换来“海阔天空”，那么让的决策就是对的。相反，如果对方恩将仇报，自己就会落得一个“农夫与蛇”的下场，追悔莫及。因此，在双方博弈的前提下，一方采取的对策正确与否，往往不取决于自己，而取决于对方。正如纳什均衡所表述的那样：“当我知道你的决策之后，我就能做出对我最有利的决策。”问题是对方会做出什么样的决策，在得到真正的答案之前只能猜。
　　人的行为并不都是确定性的。所以，要不要放虎归山，与敢不敢放虎归山，是不同层次的两个问题。男人与男人的博弈，永远都是实力的博弈。如果你永远都保持实力优势（没有蛇下口的地方），放虎归山又何妨？商场与战场、官场、情场毕竟有所不同。其中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商战中展开竞争的标的并不都是唯一性的，企业家们有着无限宽广的创新空间，市场上也从不缺少商业机会，绝不需要斗到你死我活、你有我无的地步。更何况联起手来做生意，很有可能把生意做得更大，在时间和空间上还都可以相互关照，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双赢。
　　当然，要想在商场上有任何的仁义之举，事先都要做好输得起的准备。这既是指企业家在选择合作者之前，也是指放虎归山之前。气魄要加上实力，方显英雄本色！
　　
　　商战的底线与境界
　　
　　古代兵家称为“兵不厌诈”。尽管乔致庸的“信息战”不够“仁义”，但比起崔鸣九勾结土匪刘黑七来逼死乔家，还算是合理合法。在这一点上，邱天骏也是一个做事有底线的人。当他听说手下人还要派蒙古武师杀乔致庸时，便厉声阻止：“乔致庸是商人，我邱天骏也是商人，你这么干，是不是觉得我这个商人斗不过他那个商人？眼下全中国的晋商都知道我邱家与乔家恶斗，也都知道乔致庸拉着银子到了包头，我们是商家还是杀手？你给我记好了，乔致庸不但不能死，而且还要保证他好好活着！如果乔致庸不明不白的死在包头，哪怕不是我干的，外人也会认为是我干的！达盛昌干了这种事，天下的商人哪一家还敢和我做生意，我达盛昌的信誉何在？没有了信誉，我还做什么商人？”虽然邱天骏思维的落脚点还是自己，但却守住了为商的底线。所谓的“在商言商”，一是不要涉足“黑道”，二是不要介入政治。因为社会是有分工的，不同的行当有不同的规则。一旦生意不成，就要跟人玩命，那就进了“黑道”；如果要玩政治，追求的就不是商业利润的最大化，而是政治集团利益最大化。所以，不论是借助政治力量还是借助“黑道”来处理商业上的竞争，向来都是被商界不耻的行为。
　　守住“底线”不容易，但由思想到商人应该追求的是境界：即“智”、“勇”、“仁”：靠创新的智慧、靠过人的胆识、靠仁爱之心来战胜竞争对手。当然，最高的境界还应该包括“圣”和“义”：以对商道的彻悟和承担社会道义来表现一种无形的人格力量，使竞争对手心悦诚服。应该说，乔致庸在完成高粱变银子的过程中，仅仅只是一种“智”、“勇”之举，他一心要为兄报仇并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的强烈冲动，说明那个时候的他还只是个一般的商人。如果任由乔致庸按他的性子走下去的话，乔家的历史可能真是要改写了。好在有个孙茂才，在关键的时候提醒乔致庸：“达盛昌以诈行商，违背了诚信的信条，但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虽属迫不得已，毕竟也算不上光明磊落！当前包头商界的大事不是推倒达盛昌，而是给达盛昌生存的机会，并利用这件事在商家之间重建秩序，再立规矩，将‘诚信第一’作为商家不能违背的信条。”
　　乔致庸终于听进了孙茂才的话，也就从此走上了一条更为广阔的商道。尽管接下去会有更多的艰险在等着他，但决定其一生的追求不被历史尘埃淹没的第一步，正是在于他放了达盛昌一马.